王笛|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 ——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二）

温雄飞这里的意思是说，当时许多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叙述，都把历史与神话糅合在一起。但是他认为，如果是讲历史本身，就要用历史考据的方法追本溯源；如果认为是神话，就要从神话后面的影射对象来考据。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从我们上面所引用的文献，可以看到的确两者经常纠缠在一起，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历史与神话交汇，真的历史和创造的历史并存，历史就是这样显示了其复杂性。

温雄飞认为，所谓“会党”，就是通称的“三合会”或者“三点会”，它们“对外则称天地会”，“对内自称洪门”。温雄飞概括了天地会的那一段“遗传之神话故事”，然后指出：“查当时集海内人望者，惟永历帝与郑成功二人。二人均于清康熙元年死，光复之业，失其重心。”认为“大抵天地会者酝酿于永历帝及郑成功既死之后，即康熙元年，而成立于康熙十三年者也”。

关于天地会的组织，温雄飞称，“明季人物，眼光学识，足当此巨任者，惟始终辅佐郑成功之陈永华，足以当之”。就是说温雄飞认为陈永华是天地会的创始人，而且是天地会神话的创造者，这些神话虽然荒诞不经，但有着特定的目的。其实在笔者看来，如果说那些神话是他发明的，那么这些神话的广泛流传，足以证明了它们的成功。

温雄飞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故事“荒诞不经，俚俗粗鄙”，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有智识者所创造”。按照陈永华考虑事情的“精密周详”，为什么不把“满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转化为故事，“直接宣传”呢？温雄飞的解释是，陈永华创造这些故事，“殆有深意”，那就是“着眼在于下层社会”，他是利用神话，把这个组织的印象镌刻在人们的脑海中。在创造天地会的时候，“乃利用郑氏部曲为之奔走宣传”。由于郑成功坚决不投降，“全家郑氏被戮”。以郑芝龙的身份，如果明确讲述其被害的故事，“其部曲闻之，亦为刺耳”。所以便“婉曲其意”，编造了拒退西鲁，有功于清，无辜被害的故事。“妙在不即不离，若有若无，隐绘一郑芝龙降清被害之影子”，借此来“团结郑氏部曲”。所以对这段神话故事，虽然是虚构，绝非事实，但是也不能“一笔抹杀”。

温雄飞对西鲁故事进行了解读，“所谓少林寺者指郑芝龙一系与其部曲”；征西鲁有功满清，暗指郑氏撤去仙霞关兵备，令满兵长驱直入福建；火焚少林寺，是指郑芝龙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杀之惨史；五祖就是与郑芝龙歃血结盟的异姓兄弟，或其同姓兄弟而与郑芝龙谋划复仇者；万云龙是指郑成功，明太子朱洪竺是指桂王永历或唐王隆武，香主陈近南即陈永华。他进一步分析道，这段神话故事，可以分拆为两部分。前段少林惨史，即郑芝龙全家在北京被戮之惨史；后段明太子朱洪竺来会，“由郑氏私仇转而为国家公仇，生出‘反清复明’之四字口号”。按照这个线索，天地会就是“陈永华与郑芝龙之部曲组织者也”。陈永华是“爱国君子”，始终辅佐郑氏，其目的在“驱除鞑虏”。而郑氏部曲则不然，“国家公仇，断不如其郑氏私仇之切”。如果天地会“不提出为郑芝龙复仇之宗旨”，那么就很难得到郑氏部曲“奔走号召之死力”。

郑芝龙曾为“海盗魁首”数十年，海盗本来就有“歃血拜盟之制度，同生死，共患难，故能部勒其党徒，出生入死”。所以应该是天地会提出为郑芝龙复仇的宗旨，“其部曲顾念旧盟，必敌忾同仇”。陈永华认为，为明复仇，“事之公者也，可提出与天下人共讨论之；为郑氏复仇，事之私者也，只能与郑氏部曲提之”。郑氏降清后被惨杀，“不能得爱国君子”的爱戴，所以只能“创造此段神话故事。为郑氏复仇”。于是，隐托少林被焚，为明复仇，明示朱洪竺来会，吸收郑氏的旧部，奔走各处秘密传播。还能博得明遗老忠贞人士的同情，把大家聚合在秘密团体之下，一方面各自务农务工经商谋生，另一方面“与指天画地之书生相合”。这就是陈永华在规划天地会时的初衷，“容纳两重复仇论之隐意也，一明示，一暗寄，双方兼顾，融汇为一”。

温雄飞认为，天地会起源地“当然在于台湾，此无可于疑者”。郑氏势力固守台湾，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被清军攻陷。“天地会成立于清康熙十三年，距台湾陷落之岁，尚有七年”，在这七年中，他们在台湾“虽名秘密拜盟，实则公开演讲，以故天地会在台湾，根深蒂固”，所以到了康熙末年朱一贵在台湾起义，“七日即占领全岛。天地会之力也；乾隆中叶，林爽文又在台湾起义，亦天地会之力”。

当然温雄飞关于洪门把“反清复明”的宗旨隐藏在神话故事中的说法也只是一种猜测，而且在逻辑上似乎也不是很通，因为下那么大的功夫去编这些神话故事，但是旁人要理解其中的含义，存在相当的困难，那“反清复明”的宗旨怎么能传达下去呢？当然，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思路来分析，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神话故事过于隐晦，所以很好地保护了会党自己。特别是在清王朝的高压之下，人们都噤若寒蝉，不敢自我表达，任何对清朝的明显反抗都会有生命危险。这种严酷的环境，让这些神话才有了传播的空间，让人们去探索、想象后面的真正含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温雄飞的着眼点在海外华侨中的天地会，并没有直接讨论哥老会问题，但是他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追溯，对我们了解哥老会的源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施列格的《天地会研究》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时候，许地山写了一篇序，对秘密社会的历史进行了概括：清代“会匪”最著者有三大系统，一是白莲教系，二是天地会系，三是安清系。白莲教系是最古的组织，安清系是青红帮的前身。但是这两系活动在清朝“都不如天地会底厉害”。许地山指出：“天地会在福建、台湾用本名，在长江流域称哥老会，在两广称三合会、三点会、三星会、清水会、小刀会、双刀会，都是属于这会底系统。”也就是说，无论是三合会、三点会，还是哥老会，都是由天地会发展而来。［27］

天地会“成立年代不可考”。据此会传说，系成立于清康熙十三年（也有说雍正十二年的）。传说康熙时，西鲁入侵，朝廷遣兵迎战，屡失利，于是福建九连山少林寺僧众挺身卫国，功成不居。其后奸臣进谗，杀害少林寺僧众，并将寺院焚毁，众僧中逃出者只有五人，誓为少林寺死难同伴复仇，口号为“反清复明”。因此许地山认为，“看来这天地会为明朝遗民所组织是无疑的”。反清情绪在福建最为强烈，“郑氏遗部必有仍留在沿海诸地，时以光复旧国为职志底。或者天地会底发起与台湾郑氏诸部有密切关系也未可知”。

许地山接着介绍了陈永华：他是福建同安县人，字复甫。明末，随郑成功举义兵于厦门。他是郑成功在厦门所设“储贤馆”里的重要人物，为人沉默不多言，但“识力高超而有果断”。郑成功很敬重他，命他的儿子郑经拜其为师，知道唯有陈永华能扶助他的后人。郑成功去世后，郑经袭位，“乃以陈永华为参军，一切倚重他”。陈永华在郑经嗣位之初，“不惜劳悴，亲历台湾南北路诸镇，劝人民种谷储粮，植蔗煮盐，民生日厚。又建圣庙，立学校，以培育人才，台人因此求学者日众，到现在还没忘了他”。

陈永华经营台湾非常有成效。他募人到台湾开辟荒地，广事种植，数年之间，粮食充足。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举兵于福建，据称“部众议奉郑经为主”。郑经于是率水军攻袭闽、粤，驻军泉州，以陈永华留守台湾，辅佐郑经的长子、也是陈永华之婿郑克，“事无大小皆取决于他”。康熙十九年，由于战事不顺，郑经不得不放弃金门、厦门，返回台湾，一部分军队没跟他回去，有的甚至投降清朝，一时是“人心惶惶，已呈解散之象”。在“奸人”冯锡范的策划下，陈永华被迫辞职，在那年七月间忧愁而死。死时大概是40岁左右。

不过许地山也提到，陈永华在正史及府县志里均未见立传，这是从台湾士人“口碑录下来”的，也就是口述的故事。在台湾人的传说中，没提到陈永华的任何秘密社会运动，“所以这事还须等待证明”。不过林爽文占据彰化，“是第一次天地会底活动，是在台湾发起，纵然不与陈永华有关系，或者与郑氏追随者是有影响底。这或者也是天地会借着海道散布在南洋一带底原因”。因此，许地山的观点与温雄飞一样，都认为陈永华是天地会的早期领导人，也就是洪门自己叙事中的陈近南。他们在天地会什么时候出现并无统一的看法，但是对哥老会来自于天地会却有着一致的意见。

刘联珂作为洪门中人，写了《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1940年张子廉为刘书撰写了序言《我对于帮会的感想》，文中指出，“我们整个的民族，都在满清政府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副无形的枷锁终年摆脱不开”。帮会成员因为经常喊着“灭清复明”的口号，引起满政府的嫉恨，于是“被呼为流氓匪类”，被视为“大逆不道”，随时随地都有“被捕杀头的可能”。他表示，明知道“帮会是最危险的一环，为什么偏要加入”？那是因为他“志在革命，而帮会是无革命之名而有革命之实的”。［28］

张子廉也追溯了帮会的历史，他认为帮会已经有三百年了，起源于明朝末年，此时“流寇横行”，即李自成起义，之后崇祯缢死煤山，吴三桂降清，还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许多惨无人道的悲剧”，所以汉族要推翻满人的专制政权。特别是那些先辈们，如郑成功（“就是我们洪门的武宗”）、洪英（“就是洪门的始祖”），以及王船山、顾亭林、张沧水（煌言）、傅青主（傅山）、黄梨洲等“诸先烈”，他们认为“亡国的大仇必须复报”。

当时的遗民“要想达成这种伟大的使命，无疑的先要集中群众的力量，得有相当的根据地，才能逐渐演进以底于成”。他们于是决议，一方面由郑成功率领所部的将士取台湾为根据地；另一方面由“王、顾、张、傅、黄诸先烈苦心焦思创出这以‘灭清复明’为主旨的革命组织来”。首先在台湾立“金台山”，这山名系取“金台招贤”的意义，“当时的龙头是郑成功”。最初参加的也都是他手下的将士，后来全台民众差不多全体都参加了，这就是“洪门”“开山头”的来源。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一般资料称郑成功在台湾金台山“开山立堂”，似乎金台山是一个地名；而张子廉这里说在台湾开“金台山”，那么金台山应该是郑成功开山立堂的堂名。

罗尔纲的这篇文章讲了抄本发现的过程：广西贵县在郁江之滨，咸丰年间“被天地会所占领”。贵县修志局局长龚雨庭特别注意天地会文件的采访，经过了几重转折，得到了这部抄本。“据说这部抄本是收藏的人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的，初时不愿公开，后来经人极力解释，才肯拿出来”。抄本用一种很厚的毛边纸抄写，虽在地下受着泥土的潮湿，把纸色都污了，但字迹还分明，纸也没有坏。其内容可分为四部分：（一）《引文》（即序），这部分长1344字，借神话引出反清复明的宗旨；（二）《洪门纪念图》，包括四幅，即《大明主朱洪英始祖万云龙大哥纪念碑图》《㳠淙淌塔图》《忠义少林寺碑图》《反清复明香炉图》，内容皆为天地会创始人物及宗旨；（三）《洪门诗篇及拜会互答》，共108首，如《洪门历史》《洪门宗旨》及《拜会仪式》等歌咏与绘画；（四）《对联及其他》，共有对联13首，《破龟图》一幅，《破龟图论》一篇，此可与诗篇及互答相印证以考天地会思想的来源。

罗尔纲认为，这部抄本“可以订正现代许多近世史著作记载天地会名称的错误”。由于天地会的名称不一，故常使人误会以为是几个不同的会，这些名称虽然各有不同，其实“都本自洪门的文献中”。天地会名称的来由，从《拜天地会》诗中便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取名三合会，则来自《桥边饮水话你是牛》两诗中“三河合水万年流”，及《盘问》诗中“三河合水流不尽”，《先锋带马入城互答》中“三河合水养万家”等诗句；取名三点会，引文最末则明白说道：“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享荣华，同乐太平天下。”不过，关于三合会、三点会名称的来源，王蕴兹和刘联珂等认为是采取了“天地人三才合德之义”。

根据文末的“跋”，1933年秋，广西贵县修志局探访得到天地会文件抄本一册，原抄本卷端署有“与天同姓国梁抄”七字。天地会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子姓从父，故曰“与天同姓”。可知这部抄本是一个名叫“国梁”的天地会会员所抄写的。罗尔纲只被允许借此抄本一天，此册的前一部分是请他的一位朋友抄的，其余部分他自己“在一灯如豆的秋夜里”连夜抄完，第二天早晨就匆匆送还修志局。由于是两人所抄，抄写的时候比较匆忙，抄写之后又没有校对的机会，所以遗漏错误是难免的，“至今我还以为是一件恨事”。不过笔者认为，幸好罗尔纲抄下了一个副本，要不这个文献可能再次丢失。当然也可能这份资料还在广西或者中国甚至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如果再次被发现的话，有机会进行校对以弥补罗尔纲先生的遗憾，那将是莫大的幸事。

1932年，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中国书籍中查找太平天国的文献，结果发现“晚清粤人之天地会文件颇多”。这些文件皆由英国的波尔夫人（Mrs. Ball）在香港、广州等地购得。萧一山认为，洪门的内幕虽然过去英、日都有著述，但是“辗转翻译真面稍失”，而中国的资料“更付阙如”。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亦极简略，惊为秘籍”。所以这些新发现的文献，便显得更加重要。萧一山在博物院抄了两个月，“得稿数百叶”。［30］这里所谓“叶”，是指过去线装书的正反两页。可见下的功夫之大。

萧一山根据这些资料，编成《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六卷，外加许多插图以及萧一山所撰《天地会起源考》一卷，于1935年出版。他在序言中写下的一些话，其实也是对当时中国所处环境和地位的一种感触：“受宰制而不争，泱泱风度，民气消沉已长短互见矣。”想一想“九一八”以后的中国，对比萧一山这番话的描述，可以看到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失望。他从清代早期洪门的活动中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若夫累代之后，惨怀故国，播大义于草莽，结秘社于乡曲。不求成功于一时而图报复于九世，孤忠侠行，亡国深痛，志昭日月。”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牢记亡国的惨痛，心怀反清复明的大义，更在基层社会秘密结社，把这个宗旨传播，坚持不懈。这种政治理念来自基层社会，也就是所谓的“道由江湖”，天地会“建业东南”，其巨大的影响是“旷代而仅见者也”。［31］

根据萧一山的观点，三合会、三点会都是天地会的别名，甚至后来的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钵子会、告化会、小红旗会、小刀会、剑仔会、致公堂“以及哥老会、青红帮等都是它的分派”。他们对外称天地会，对内则自称洪门。因为怕外人识破，又把天地会三字改写为“靔”。［32］萧一山认为天地会的许多传说后面有其历史的原型，因此严格地说，萧一山是史料派和索隐派的结合。

萧一山认为，近代帮会的出现和发展，是民族主义的结果。他在《天地会起源考》中指出：“有清末叶以来，民族主义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尤其在近几年，几乎是家喻户晓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孙中山是民族主义的传播者，并且孙中山曾说过“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烁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萧一山认为孙先生所谓先民，是抱有民族思想的少数先民，但是这少数先民的行为“被历史所埋没了，我们竟无从举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中国人“已往没有民族思想，所以这少数先民的遗志，不被一般人重视，甚至于加以诋毁”，因此这种思想仅仅存在于“下级社会人的口语里，而其花其果，也若隐若现”。不过，正是因为这少数先民的遗志，“所以才能源流不紊，系统分明，在中国近代史上或中国民族史上形成了一件奇异伟大的革命史迹。”

那么这些先民究竟是谁呢？孙中山说：“中国民族有独立之性与能力，其在政治不修及军事废弛之时，虽不免暂受他民族之蹂躏与宰制、然卒能以力胜之。观于蒙古宰制中国垂一百年，明太祖终能率天下豪杰以光复宗国。”但是先民并非明太祖。虽然明太祖讨元以“吊民伐罪”，但并非“完全基于民族意识”。不过明太祖又用“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夷狄居中国而治”等来号召中国人，推翻了异族的统治，可以算是“为中国民族思想布下了一颗种子”。但是这种思想到明朝灭亡以后，“才遇见了发挥的机会”，那是因为遭遇了“所谓异族的满洲”。

萧一山还引用了《东华录》中雍正的一段话：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以此希冀蛊惑愚民，见被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萧一山认为，雍正所说的“指不胜屈”的所谓奸徒，也许就是“我们所寻求不得向往不已的少数先民”。这种子“虽然可以说是明太祖播的，但明太祖不能直接影响到近代的民族主义”。因此，那些“明朝遗民之抱有种族思想者，当亡国之后，正利用‘愚民’以传播主义，借此演出一番又悲又壮可歌可泣的史实来”。这些人“不仅有壮烈的思想”，而且“更有坚强伟大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二三百年来一个民族革命的集团”，其名称就是“‘洪门’或‘天地会’”，而“所谓遗留民族思想的先民，正是这天地会的创始者”。这里萧一山说“洪门”或“天地会”，显然在他的眼中，两者是同一个组织。

萧一山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抄本中便有：“自入洪门之后，手足相顾，设立忠义堂，拜为靔歃血联盟。”可见洪门和天地会都是它们原来的名称。为什么叫天地会呢？这是因为天地会“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入会式的誓辞也说：“今夜拜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月为姊妹，复拜五祖及始祖万云龙等，与夫洪家家存神灵。”萧一山说这或许是由《水浒传》中“合异姓为一家、指天地作父母”的思想而来的。因为拜天地作父母，所以变异姓为同姓，而“四海九洲尽姓洪”“滴血盟心本姓洪”和“朋友相交尽姓洪”，因此就称作“洪门”。

为什么姓洪呢？这是根据《西鲁序》中的故事：“小主朱洪竹来投，众兄弟拜他为主。苏洪光来投，立为创令先锋，不觉东边红气一阵，以洪为姓，以义为主，将苏洪光改名天祐洪。”萧一山认为，朱洪竹和清初起义者所拥戴的朱三太子一样，“均是党人理想中的典型人物”。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复明就一定要“假托明朝后裔”，如前引雍正所称的“假称朱姓”。

为什么叫三点会呢？萧一山根据《西鲁叙事》，说是因为始祖万云龙的墓碑上有十六个字，每个字都有三点水，共成四十八点水，其意义就是“暗藏三点革命”。也因为三合河是传说拜盟结会的地方，所以组织内有这样的对答：“问天地会有大小、尔岂知否？答小会在三河，大会在天本。问小会有何为证？”答有诗为证：“小会创始在三河，结义会盟兄弟多。正是天本团圆日，大家齐唱太平歌。”所以洪门对联有“三河合水万年流”之句。始祖朱洪英以及郑君达之妻与妹郑秀英、郑玉莲，也都是葬在三合河旁边。

按照萧一山的说法，洪门（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红帮、哥老会，其实就是前后的渊源关系：“红帮是哥老会的正统，由于洪家一名转来的，洪家当然就是洪门了。”关于天地会本身的起源，萧一山称，“到现在没有人能说出来”。因为它“本身起源的真相和创始者谁不得而知，就连它传说的神话的背影，也是‘莫明其妙’”。会内的抄本，“因为下级社会的文字不高明，都‘以讹传讹’，错谬百出”，而会外的人们，“因为这会社是秘密的，更无从考查了”，以至于“连他们的名称，和究竟怎么一回事完全都不明白”。

萧一山强调了陈永华的角色，他认为在明季人物中，“眼光学识，足当此钜任者，惟始终辅佐郑成功之陈永华足以当之”。但是天地会“所遗传之神话故事，荒诞不经，俚俗粗鄙，又不类为有智识者所创造”。萧一山指出，“以陈永华之精密周详”，为什么不直接将“满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演为故事”，用来宣传呢？萧一山猜想这些早期的传说和神话，可能是陈永华的杰作：“造此段神话故事，殆有深意。”因为他“着眼在于下层社会，利用神话，使其留极深之印象于脑海中”。由于郑成功拒绝投降，郑氏全家被戮，晚明历史皆有记载，若不“创造该段神话故事”，郑氏“部曲闻之，亦为刺耳”。因此萧一山大体上同意天地会是陈永华和郑成功旧部组织的，香主陈近南就是“陈永华的自喻”。

接着他指出了几点：第一，天地会的发源地确乎是在福建或台湾。洪门的长房是在福建，少林寺也是在福建，郑君达又是福建人，所以大清律例中才有“闽省民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乾隆十九年福建布政使德舒也提到“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刊伪印，散伪劄，妄悖猖狂，蛊惑人心”。朱一贵最初在台湾起义，到林爽文起义，更标有天地会名目。所以天地会起于闽海一带，是可以确定的了。第二，在闽海谋图恢复明朝者，多系郑氏势力，陈永华又为郑氏的唯一谋主，则陈氏之托为香主陈近南，似乎存在可能性。第三，用郑君达来假托郑芝龙，也是有可能的。要替郑芝龙谋复仇的人，必然是郑氏的忠臣或旧部。萧一山推想，不仅万云龙不是郑成功，尤其五祖更不是郑芝龙歃血结盟的兄弟，因为五祖和万云龙都是最重要的开山者。以身份论，郑成功似乎还有点接近，而郑芝龙歃血结盟的兄弟，既无姓名，更不知是否真有这五个人。

那么他们影射的是谁呢？萧一山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既然五祖和万云龙都是和尚，就应该从和尚方面入手，查清史中与之类似的事迹有两件：其一，据《东华录》载，张念一奉朱三太子起义于浙江大岚山，称大明天德年号，康熙四十七年均被拿获处死，30余人正法，姓名可考者有董克昌、董春园、张念二（原文如此）、朱兆琦、董纟采奇等，还有一位和尚名僧洞然。

张念一就是雍正谕旨中所称的一念和尚。这个事件有几点和天地会传说相近：康熙处决朱三的谕旨，说朱三即王士元。同时又下谕旨说：“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岁，伊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可见朱三并非完全假冒，岁数也和明皇子传所说的崇祯三太子差不多。朱三和他的儿子都被杀，光复者不得不寄希望于其子孙，或假想有一幼子，而神话中朱洪竺是崇祯帝的孙子，颇有相同。另外，洪三太子的年号称“天德”，后来道光末咸丰初天地会起事的党人都称天德年号，“洪秀全且尊洪大全为天德王”，萧一山认为似乎都不是偶然的事。

萧一山进一步地论证道，一念和尚是大岚山的首领，扶朱三太子起义而被捕；而万云龙是大普庵的长老，闻火烧少林寺而有仗义之心，众遂拜为大哥，出与清兵交战而阵亡。所以一念和尚和万云龙的事迹相仿。另外，《西鲁序》上说五僧五将祭旗兴兵，经过浙江，遇见万云龙。天地会的故事都在福建，独万云龙说在浙江，恰和一念和尚的根据地相合。还有，洪门五祖是和尚，张念一也是和尚，还有个同道僧洞然。不过火烧少林寺的事情，尚不能解释。

其二，据《清史要略》：雍正平日多养侠士，于是各藩党羽，亦大半多侠士之流。雍正诛诸王殆尽，恐其党羽为之复仇，“凡天下剑客不为所用者，皆欲杀之”。有某僧是“雍正少时所结兄弟十三人之第一人也，其术尤高，不肯为所用，亡走山泽间”。雍正欲除之，侦知其所在地，“命结义兄弟三人易服往，密布精兵以为后援，围守要隘”。僧见到三人，笑曰：“若辈受主命来捕我耶？汝主多行不义、屡以私憾杀人，吾即死，汝主亦必不能苟免，月余必有为我报仇者。”言毕，仗剑自杀。三人携其首级复命。“雍正大惧，防卫綦严，寝食为之不宁，月余，因无故暴死于内寝。宫庭秘密，讳为病没，实则为某女侠所刺也”，而这个女侠，即吕留良的孙女，“为某僧之女弟子也”。

又《清代述异》说，康雍年间，有八侠非常有名，为首者是和尚了因，其他七位是吕四娘、曹仁父、路民瞻、周浔、吕元、白泰官、甘凤池，他们“各精一艺，誓不越礼，犯者杀毋赦”。而了因是一个品行极坏的人，七人对其极其厌恶，但是武艺又无法与他抗衡，于是抱团将他杀死。按照《清代述异》的说法，他们中有一半是郑成功门徒，“抱种族主义”。吕四娘乃吕留良孙女，“国仇家难，刻不去怀，其浪迹江湖，盖将以结纳豪俊，共图大事”。据说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侠女》的故事，即隐指吕四娘，其手提“须发交而血模糊”之头颅，即雍正的头颅。

萧一山说，这两件事并不见于正史的记载，但《清史稿》卷五百一十有《甘凤池传》，说他“少以勇闻，手能破坚握铅锡化为水，喜任侠，接人和易。江宁顾云如邪术不轨狱，亦被牵连，拟大辟，世宗未尽骈诛”。查《清史稿》中的《甘凤池传》，原文与萧一山所引不同，是萧氏引错还是所引版本不同，待考。因为这个资料比较重要，本传也不长，故全文引述如下：

甘凤池，江南江宁人。少以勇闻。康熙中，客京师贵邸。力士张大义者慕其名，自济南来见。酒酣，命与凤池角，凤池辞，固强之。大义身长八尺余，胫力强大，以铁裹拇，腾跃若风雨之骤至。凤池却立倚柱，俟其来，承以手，大义大呼仆，血满靴，解视，拇尽嵌铁中。即墨马玉麟，长躯大腹，以帛约身，缘墙升木，捷于猱。客扬州巨贾家，凤池后至，居其上。玉麟不平，与角技，终日无胜负。凤池曰：“此劲敌，非张大义比！”明日又角，数蹈其瑕，玉麟直前擒凤池，以骈指却之，玉麟仆地，惭遁。凤池尝语人曰：“吾力不逾中人，所以能胜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手能破坚，握铅锡化为水。又善导引术，同里谭氏子病瘵，医不效，凤池于静室窒牖户，夜与合背坐，四十九日而痊。喜任侠，接人和易，见者不知为贲、育。雍正中，浙江总督李卫捕治江宁顾云如邪术不轨狱，株连百数十人，凤池亦被逮，谳拟大辟。世宗于此狱从宽，未尽骈诛。或云凤池年八十余，终于家。江湖间流传其佚事多荒诞，著其可信者。［33］

据说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中的义士凤四老爹的原型就是甘凤池。凤四老爹名为凤鸣岐，排行第四，人称“凤四老爹”或者“凤老四”，是一个极其“义气”的壮士。［34］

下面接着看萧一山的分析。江湖传说很多，不能尽信，“但此事与天地会的神话，有相似之处，恐怕就是影射侠僧复仇的”。前面《清史要略》中提到的“某僧”，可能是雍正的“结义兄弟”，帮助过他“制服异党”。因不再服务于雍正，于是遭围捕而自杀，和福建少林寺僧人征西鲁有功，被火烧的事迹契合。雍正结义兄弟三人去搜捕某僧，又与贵县天地会文件《反清复明根苗第一》中所说的少林寺第七条好汉马二福（《西鲁序》为马宁儿）作奸细一样。甘凤池等除掉和尚了因，很像《反清复明根苗第一》少林寺僧人斩了亚七。甘凤池等抱种族思想，又多半出于郑成功的门下，所以国仇家恨，正合于洪门的传说，“借复仇以宣传民族革命”。萧一山总结道，天地会神话的演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看：首先，郑君达的冤死，是影射郑芝龙。陈永华是郑氏的谋主，因利用郑氏的旧部、使团结以复仇。第二，万云龙的起义是影射一念和尚，这是“光复宗国”的大义，所以天地会有小主朱洪竺（“祝”或者“竹”），以寄托朱三太子的后裔。第三，少林寺被毁是影射某侠僧的行为，“是天地会所假借以组织而扩大宣传的动力”。

三种故事，大约发生在三个时期，然而最后发生的福建少林寺一事，反倒变成了洪门传说的中心，萧一山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事”。陈永华等组织天地会，最初并没有一定的故事作历史根据，只有形式上的歃血拜盟，以寄托他“反清复明”的宗旨而已。张念一当然也是受了这种秘密会社的影响，才奉戴朱三太子起义。“功既不成，传说遂也就增多了”。等到雍正帝兴文字狱，于是汉人“义愤大起”，甘凤池等从事于暗杀，清廷虽极力搜捕，但是仍然不能剿灭。雍正又以私欲杀人，围逼某僧，“于是引起了江湖豪侠的整个反响”。吕四娘刺死雍正的说法，“虽不尽可信，但秘密会社之加紧组织，恐怕是必然的了”。

萧一山指出，天地会到这时“才有一种强固的组织，和零星凑成的神话”。因为天地会兄弟的势力都在江湖上，所以把最后的仇恨，变成了故事的中心。万云龙、郑君达的故事，都是依传说比附的，因此总是留下了历史的痕迹。萧一山说“在天地会文件中更有一个最重要的证明，就是他们说成立于雍正十二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这决不是想像出来的，必定有一件事在那个时节发生”。再看历史上的证明，乾隆以前未有天地会的名称，“更可知起于雍正甲寅年之说为可信”。按照天地会的说法，这个组织是在雍正的最后一年出现的。

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抄本中发现了他认为的“一条有力的证据”：雍正十二年万云龙死后，又有“桃必达联盟五虎大将，改立天地日月分派，父母兄嫂，别名叫姓兴旺孙唐，记号控土筑城名穆杨城，留传日后招集英雄，以印信图书为记”。根据桃必达联合五虎大将改立天地等事，萧一山认为天地会改组并非一气呵成。乾隆《大清律例》中有“复兴天地会”字样，洪门传说中有“后五房”，即后五祖——吴天成、洪太岁、李识弟、桃必达、林永昭的继起。

萧一山推测说，“大约天地会在康熙时已竟有了，不过没有像后来那样紧严的组织”。从雍正末年起，经过了改组。因此，“洪门传说的故事，并非无线索可寻，而神话的演成，正是历史过程中必然的步骤”。在他看来，说天地会起于雍正末年，或者说起于康熙时代，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洪门起于康熙甲寅，即康熙十三年，“则系显然的错误”。因为康熙十三年郑氏还据有台湾，“志士遗民，未必舍目前有可复仇之机而不复，反从事于秘密结社，以待百数十年后之中兴”。所以萧一山不同意温雄飞的推论：“天地会成立距台湾陷落尚有七年，此七年中虽名秘密拜盟，实则公开演讲。”他认为这恐怕“也是想象之辞”。不过，在笔者看来，萧一山否认的理由也不是很充分，因为根据各种文献的说法，郑成功开山结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在清军攻陷台湾其部曲转到内地活动之后，才演变成了秘密社会组织。

萧一山回答了“为什么明朝遗民、不公然的把民族主义表示出来，而偏用些荒诞不经的神话”的问题。过去人们的解释是，他们要“利用下级社会的无知愚民”，这“固然不错，但还不够”。因为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拿国家的公仇，民族的大义，是掀不动他们的热情的。即令能掀动，也不过是片时顷刻”。在近代历史上，“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些悲剧经常被用来激发反满的汉民族主义，但是萧一山却把它们作为“引颈就戮，无异犬羊”和“毫无抵抗”的例子。

萧一山说，明朝遗老看透了中国人的特性，那就是“不讲民族而讲家族”“不讲国家而讲君上”“不讲后世而讲祖宗”“不讲先民而讲宗派”，于是利用郑氏部曲的心理，下级社会的弱点，江湖豪杰的义气，“造出为宗派、祖宗、君上、家族的复仇说，民族国家的大义，自然寄托在里边了”。所以孙中山称赞他们的“眼光远大，思想透彻，观察清楚”，他们隐姓埋名，为了他们的事业而奋斗。所以萧一山认为“我们应该膜拜顶礼这些先民，我们就应该研究他们的起源和又悲又壮的伟业，假如我们不‘数典忘祖’的话”。

孙中山指出，“在满洲专制之下保存民族主义，是不拿文字来传，拿口头来传的”。这就造成了后来人们“要把会党源源本本讲起来，很为困难”。他们只有口头传下来的片段故事，哪怕当时有文字传下来，在经历了乾隆时期好几次文字狱之后，“中国的同族思想保存在文字里头的，便完全消灭了”。［35］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特别是哥老会起源的模糊不清，可能就是孙中山所指出的大量资料被销毁的结果。而这个组织的历史主要是通过口头传下来的，而且经常是以比较隐晦的方式，甚至以扭曲的方式，这就为我们了解这个组织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对哥老会历史的系统讲述，涉及的时间长、人物多，再加上与传说和神话混杂在一起，以及与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青红帮、江湖会等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便更是真假难分。这些故事的讲述，再次证明了在哥老会的故事中，有着大量霍布斯鲍姆概念中的“传统的发明”，但是历史显然成为他们身份认同和维系紧密关系的纽带。就这样，他们讲述的故事有多少依据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却更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的问题。

上面提到的这些著述，除了陶成章和平山周的书，其余都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的。写作者们后来利用革命话语进行的革命历史叙事，就是把哥老会的历史与反清革命结合在一起。而且在这样一个革命的线索之下，哥老会就与天地会、洪门、三点会、三合会、青红帮这样的组织，有了直接的传承关系。尽管辛亥革命成功后，“反清”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是这种革命的话语还是保留了下来。而且由于清王朝的垮台，这种话语的公开讲述和传播成为可能。他们的这些写作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政治和历史观念，当然其中所涉及的方面也各有不同，他们是从不同的资料来源、不同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哥老会的历史。

本文讨论了民国时期一些研究者以及帮会历史讲述者对天地会到哥老会的各种观点，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研究者和讲述者都是与近代帮会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与1949年以后的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者相比，可能在历史文献的掌握上要欠缺一点，特别是他们还无法利用清宫档案，但是他们也有比后来的历史学家有利的地方，他们能够直接考察这个在当时社会中还十分活跃的组织，而不是仅仅依靠历史文献。

萧一山是这个阶段对中国秘密社会资料搜集和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他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发现了大量天地会资料，抄录并编辑出版，同时他还利用这些资料，对天地会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对早一年出版的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中关于东南亚华侨秘密社会状况的研究，也多有评述。萧一山和温雄飞以及后来的罗尔纲、张子廉都同意，天地会的神话和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末清初历史的隐喻。

但温雄飞和萧一山对后面所隐喻的历史有着不同的解读。温雄飞认为福建少林寺僧人有功于清廷但被焚烧，是影射郑芝龙及全家被戮；萧一山则认为，郑君达才是影射郑芝龙，因为在洪门的故事中，郑君达本来就是郑芝龙的侄子，而且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郑君达说是福建厦门人。再者，郑芝龙起家于海上，官至总兵，因撤仙霞关守备降清；郑君达身居水军都督之职，以解饷功封为分州总镇。从结局上看，郑芝龙是因为过去往来于海上，被清廷认为是祸根，致全家被戮；而郑君达则与少林寺僧人结拜，被怀疑有谋反之意，遭皇帝赐死。

温雄飞还认为，万云龙是影射郑成功，朱洪竺则影射明桂王或唐王。但是萧一山认为这种说法不可信。因为郑成功纵横海上十余年，以台湾为根据地，并不像神话中的万云龙，一出战就失利阵亡了。而天地会中的小主朱洪竺是假托一个十余岁的儿童，为崇祯帝之裔孙，更不像国破被杀的南明永历帝或隆武帝。所以萧一山认为，所谓朱洪竺应该是指清初到处假托的朱三太子或其后裔，而万云龙应当是别有寄托。少林寺被毁和五祖逃脱以及万云龙复仇的事，应该与郑君达的冤死和其妻郭秀英的守节自杀分开来看，或者是两种不同的来源而强合到一处的。

而关于陈近南就是隐喻郑成功的谋士陈永华，得到了温雄飞、萧一山和许地山的一致认可，他们皆以为此二人无论在气质上或者是在政治角色上，都非常相近，尽管在经历上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吻合，例如陈永华并没有进入到中国内地进行开山立堂的活动。在笔者看来，这种对陈近南的普遍认可，在秘密社会组织中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形象，这个形象对聚合共同抱负的同道，有着非凡的号召力。

罗尔纲则更多地是从精神传承来寻找与天地会的联系，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起义，道咸南方各地的暴乱，光绪年间广西郁林的李立亭起义，以及后来惠州的郑士良暴动等，其实都是天地会反清运动的一脉相承。《反清复明根苗第一》里面有天地会的神话故事，都是为“反清复明”服务的，其中至少透露了三方面的信息，一是天地会名称的来历，二是“反清复明”的宗旨，三是《水浒传》式的团体思想。

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讲述了许多秘密会社的传说和神话，但是张子廉在给这本书写序言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秘密社会与洪门的“始祖”，就是那些抗清的“先烈”，如王船山、顾亭林、张煌言等，这些人物虽然并非天地会的直接领袖，却是其精神支柱。当时的“遗民”，其实就是袍哥所经常用的“汉留”，都清楚地知道要想完成这个使命，必须要集中大众的力量，要建立根据地，所以由郑成功率部夺取台湾。

神话和传说中所暗藏的历史，影射真实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的例子，在秘密社会的叙事中，更是层出不穷。但正因为是隐喻，模糊揣测，若隐若现，因而就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谁都不可能提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解释，毕竟都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哥老会与天地会的关系是有迹可寻的。然而，1949年以后关于哥老会起源的讨论，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中国当代研究秘密社会的历史学家的大力扶持下，最后竟然使在本文所引用的全部文献中都毫无踪迹的啯噜——清代四川的土匪团伙——登堂入室，坐上了哥老会祖师爷的宝座。［36］这真可以说是一个绝大的历史误会，如果不正本清源的话，真是无法面对那些参加推翻清王朝会党中的革命先驱者。

［25］温雄飞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当过排字工人、翻译和报社编辑。辛亥革命前在檀香山任《自由新报》总编辑，宣传革命，筹款支持孙中山的活动。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任总统府秘书。1912年辞职后，在广州担任《中国日报》总编辑。1926至1928年移居新加坡，在此期间搜集有关南洋华侨史料，并完成了《南洋华侨通史》一书。

［26］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第107页。以下所引，皆出此本第107-110页，不一一出注。

［27］施列格：《天地会研究》，薛澄清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第1页。以下所引，皆出此本第2-4页，不一一出注。

［28］张子廉：《我对于帮会的感想》，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澳门：留园出版社，1941年。以下所引，皆出此本，不一一出注。

［29］罗尔纲：《一部新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抄本》，《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四号，1934年，第13页。以下所引，皆出此本第13-15、70页，不一一出注。

［30］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社会史料丛编》第一种，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1935年，“序”，第1页。

［31］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序”，第1-2页。

［32］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4页。以下所引，皆出此本第1-16页，不一一出注。

［33］《清史稿》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21-13922页。

［34］凤四老爹的故事见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49-52回和56回。

［35］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2页。

［36］笔者已经发表过两篇文章讨论哥老会不是来自啯噜的问题，详见《消失在崇山峻岭：1781年川鄂湘山区啯噜及清廷的围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和《“啯匪”和“会匪”：哥老会起源的新思考》（《四川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