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洪门与同盟会之间的关系

作者：王进

革命党人在国内发动起义，其经费主要是在海外筹集的。然而当时大部分的海外侨胞只知有洪门，不知有同盟会。

同时兼有同盟会及洪门双重身份的冯自由，后来曾经回忆其于1909年在海外为反清起义筹饷时的情形：“冯以洪门党员之资格，大受各埠华侨欢迎。是年冬，冯得总理电（指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令急筹饷备广州举事之需，乃周游各埠演说筹款；捐款者异常踊跃，域多利及都朗度两埠致公堂慨然变产助饷，为洪门空前之创举。计是次筹款约七八万元，占黄花岗一役用款之半数，倘冯非隶属洪门党籍，决难收取良好之效果。盖洪门人士门户之见极严，其排满之宗旨虽与同盟会相同，然常卑视洪门以外之革命党为后辈，冯深知彼中情形，故到加拿大后，绝不谈同盟会组织事，以避猜忌。”[1]由于冯自由是用洪门名义筹饷的，那些海外侨胞捐款时可能会认为是在帮助洪门进行“反清复明”的起义。

不单止海外侨胞只知有洪门，不知有同盟会；国内的普通老百姓亦只知有洪门，不知有同盟会。例如1906年，江西萍浏地方爆发了反清起义，洪江会首领龚春台率义军连克麻石、文家市、上粟市等地。满清先后调集数省约五万军队前往镇压。义军因为缺乏枪弹等原来一批会员牺牲了。童年时亲自经历过这次起义的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称：“（萍浏之役时，）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2]“一九零六年洪江会起事的前几个月”，“暗中传出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洪江会要起事，每家都应在大门上张贴一张用黄纸写上的大‘明’字（原注：即明朝的明字），以为标记。那家大门没有‘明’字标记，就是败类。”[3]不过有一点张国焘搞错了，他在《我的回忆》中认为：“（萍浏起义）是同盟会成立以后所发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三次。”[4]张国焘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孙中山所发动的“十次起义”全部集中在两广及云南，并没有包括江西的萍浏起义在内。

其实，在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中，洪门会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孙中山所发动的“十次起义”中究竟还有没有仍旧存在洪门“反清复明”的老口号呢？只要浏览一下史料，就能揭开这个谜。在1900年的惠州起义中，“（义军）在多祝驻营时，通知居民不必闭户，必须在门前点一灯为标志，取其复明之意”；[5]而在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中，会党占领黄冈建立军政府时，标明“大明军政府孙”[6]；在1907年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中，义军曾发告示，其中有内容称：“正面天子，立转明朝”[7]。从以上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反清复明”这个洪门的老口号，在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中多次出现。此外，在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中，起义的基本队伍是以洪门首领王和顺等率领的会党武装为主。王和顺等人在未接受同盟会领导之前，曾经于1902年至1903年间，在广西南宁、柳州等地发动过声势浩大的起义，自称“大明天国军”。而在钦廉防城起义中，王和顺发布布告称：“奋入洪门，奉其宗旨，以反清复明为职”，但又强调“明指中国，清指鞑虏，非为朱家尽忠，乃为中国戮力。”[8]显示王和顺等人接受孙中山革命主张后的新认识。总的来说，同盟会凭借会党力量发起的各次起义中，都带有洪门“反清复明”的浓厚色彩。

1911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并入洪门致公堂之后，组织了洪门筹饷局，为反清起义筹集军饷。在洪门筹饷局的缘起中明确指出：“我洪门创设于美洲已数十年矣，本为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时机而图光复也。所谓反清复明者，此也。”[9]这表明同盟会亦不排斥“反清复明”这个洪门的老口号。

“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是洪门创建伊始就提出来的，并在整个清代贯彻始终。由此可见，洪门的目的不仅仅是“反清”，“复明”也是洪门的目的之一。整个清代，全国各地的洪门组织始终涣散，各种山头林立，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最高领袖。而根据洪门各种经典会籍，最高领袖必须虚位以待朱明苗裔。（例如咸同年间两广洪门会党的大规模起义，尽管诸路义军都先后建立了政权，但诸路义军领袖均仅限于称王，并没有称帝，而是虚其位以待明裔）。可是，直到清朝覆灭为止，也没有出现一位朱明苗裔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的洪门组织，这使得洪门“复明”的目的最终成为了泡影。1911年武昌首义，全国会党纷纷响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1912年二月十五日（即清帝宣布退位三日后），作为洪门一份子的孙中山亲自祭告明孝陵，在某种情度上是对洪门“反清复明”这个历史使命的交代。

[1]《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第六册，第41页

[2]《我的回忆》张国焘著，第16页

[3]《我的回忆》张国焘著，第7-8页

[4]《我的回忆》张国焘著，第15-16页

[5]《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查访录》张友仁著，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6页

[6]《军录.两广总督周馥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7]《华侨与中国革命》，黄珍吾著，台湾1963年版第117页

[8]《辛亥革命》（二），第90-91页